“丘,你未来还会继续现在的生活?继续当导演,拍电影来娱乐大众?”
“当然!”
山河回答的很肯定,
“文学诞生的初衷就是娱乐大众,至于其中赋予的种种内在,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,从十几岁第一次为妹妹写日记开始,我的初衷就没有改变,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文字,希望用普通人能接受的笔触来解读一个故事,电影也是如此,文字和图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,但在我的脑子里两者是相互成就的,这让我十分着迷!”
“在你看来,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最大的改变是什么?”
“我代表不了新一代主流文学作家,我甚至对自己是否是主流文学作家都不确定,文学在我这里没有主流和商业之分,我们面对的是互联网时代,资讯高度发达,未来的主流文学必然要面对更多的读者,面对着商业化。
小说写的再好,只有一小撮人能读懂,只有极少数人与你共情,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!”
…
这些西方媒体对山河的提问很广泛,从文学到生活,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提及,
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就对山河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:
“丘,你作为一个新生代华夏人,是怎么看待时代留下的伤痛,毕竟这些伤痛才是文学作家的灵感之源?”
山河看了看这个话中有话的中年记者,微微的笑了笑,
“世界有许多伤痛,华夏的伤痛更多,最大的伤痛就是我们曾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方,但被西方现代科技所打败,由此留下了巨大的伤口,整个华夏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愈合这个流血的伤口,而近代华夏几乎所有的时代伤痛都是为了疗伤!
任何时代都不是完美的,或许作家需要揭露黑暗、反应现实,但那应该是作者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想法,如果刻意的去贩卖炒作时代伤痛,那就本末倒置了,其行为令人不耻!”
这个记者依然不肯罢休,继续问道:
“华夏的经济在极速的向前发展,但相对应的其他方面好像依然停留在二十年前,你认为这种状态健康吗?”
面对着这位优越感满满的典型西方记者,山河说的很直接,
“当你评论一个人或者国家的时候,需要切身了解她的历史和现状,并不是站在高处,道听途说后,就指手画脚!
你们或许没有品尝过国家落后给民众带来苦难,但我们经历过,我的祖辈们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起过那些苦难的历史,被人践踏和侵略的眼泪与鲜血在华夏不能再一次发生,这是全华夏的共识,所以我们致力于强壮自我。
至于你说的二十年从未改变,我并不认同,你眼中的改变无非是什么民主人权之类政治理念,华夏与西方的历史不同,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许许多多的差异,你用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待华夏人,必然会产生许多误解,我建议你应该多了解华夏,就像我们了解欧洲一样!”
西方主流文学界对华夏的眼光是陌生而又悲怜的,在他们看来一个好的华夏文学作家就应该揭露愚昧,批评现实,把华夏形容成他们眼中的模样。
比如俞华的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比如莫言的《丰(ru)肥(tun)》和《蛙》。
山河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这些,他过往最出名的两部作品写的都是西方的阴暗和缺陷。
而这部《少年易的奇幻漂流》里更是超脱了政治和人种,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的哲学思辨。
这与他们眼中的华夏文学家差别甚大,所以,在众多的采访中,这种差异表现的很明显。
《凯尼恩评论》的记者就直接对山河发问:
“近代华夏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和现在的先锋文学,丘,你作为新一代华夏文学作家,与他们差别极大,你是怎么看待华夏文学现状,怎么看待华夏的文学作家?”
山河思考了片刻,回答道:
“他们都是我的前辈,我父亲很喜欢他们的作品,他们是我写作的引领者,我很钦佩和尊重他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