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易斯吓得浑身一激灵,像是被一桶冷水浇在脑袋上。
这种级别的大人物,能给他一次机会已经是上帝开恩,至于第二次……
想都别想!
于是他死死撑着,不让自己睡。
到了威特菲尔德街,他付完了钱,几乎是被车夫一脚踹下车。
午夜的风迎面吹来,吹得他脑袋更晕,但那张“无名小卒”的名片在他胸口口袋里却热得像火炭,烫的烧心。
刘易斯踉踉跄跄地爬完五层楼梯,开门,进屋,然后整个人瘫坐在床沿,就像是条被洗衣妇拧干的破布。
窗外的天色早就暗下来了,透过月色可以看清这间小的可怜的租屋,只有一张床,一张桌子,半截蜡烛,以及一本快要写不下的记事本。
夜风吹过窗框,木板咯吱咯吱的响。
刘易斯在床上躺下,又坐起,再躺下,再坐起。
睡不着。
完全睡不着。
毕竟这种事,这种离奇得像梦,却又真实得要命的事,实在是让人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那张名片,被他捏在手心。
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摸了它多少遍。
纸张是厚重的,墨迹是清晰的,每一行字都沉甸甸地压在他掌心,压在他的胸口,让他喘不过气。
SirArthurHastings
警务专员委员会的常务秘书,帝国出版公司的董事会主席,甚至还是王室的非常驻侍从官,与女王陛下关系亲密……
刘易斯越看越是欣喜,越看越觉得高兴。
他忽然笑了,笑得像个喝醉的傻子,但他的眼角却湿润的。
因为越是激动,他就越会记起过去三十年里那些难堪的日日夜夜。
他出生在肯特郡一个破落的海边渔村,父亲是个吊儿郎当的渔夫,母亲死于风寒,父亲因酗酒与债务被教区送进了济贫院。而刘易斯这个半大孩子,本来也该跟着进去,在那些冰冷的石头墙里织麻绳、拧线头,吃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水。
但教区执事嫌弃济贫院人满为患,觉得让一个半大孩子吃白饭不如把他送去伦敦做事。
于是他联系了一位在伦敦开印刷铺的远房亲戚,刘易斯被塞上马车,连同一件旧外套和一袋燕麦饼干一起丢进伦敦城。
没有人大发慈悲,只是英国教区做事的一贯方式——能省一笔是一笔。
刘易斯的住处被安排在印刷铺后头的小阁楼里,他每天负责搬纸、洗字模,手指被割了多少口子他已经记不得了,可他那时不敢叫苦,因为阁楼里还有另外三个比他更小的孩子,他们连床铺都没有,只能睡在麻袋上。
没人关心他们的名字,也没人记得他们从哪里来,仿佛他们就是几只被丢进城市的野猫,死不死都无所谓。
直到他十二岁那年,印刷铺倒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