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多华侨被赶出来,没吃没喝的,造孽啊。”
陈国富放下筷子,叹了口气:“今天去深水埗老铺,听街坊说,观塘码头那边来了好几船人,拖家带口的,行李都没几件,看着就可怜。
好像就是南越过来的。”
陈秉文夹菜的手微微一顿。
南越?
驱逐华侨?
他脑中瞬间闪过前世记忆片段。
“爸,妈,具体怎么回事?”他不动声色地问。
“报纸上也没细说,”陈国富摇摇头,“就说那边政策变了,好多做生意的华侨被没收财产,赶出家门。
有些人不肯走,听说还唉!”
汪巧珍叹气道:“作孽啊!好好的日子不过,非要折腾人!
那些华侨在那边几十年,家业都在那儿,说没就没了。”
陈秉文默默听着,心中了然。
历史的车轮,正碾过1978年的节点。
某个不听话的小朋友,开始蠢蠢欲动了。
他笑着安慰父母:“爸,妈,别太担心。
港府和国际社会不会不管的。
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。”
话虽如此,他心中却多了一丝警惕。
接下来一段时间,港岛会涌入大量来自南越的华侨难民。
陈秉文深知,这不仅是人道主义危机,也可能孕育着不安定因素。
饭后,陈秉文回到书房,拿起桌上几份当天的报纸。
《星岛日报》国际版角落,一则不起眼的短讯印证了父母的话:
“南越当局收紧外资及私营经济政策,部分华侨商人资产遭查没,引发离境潮。”
《华侨日报》的报道稍详细些:
“南越同奈省发生针对华裔商铺打砸事件,数十户被迫迁离。
据悉,近期南越多地出现类似情况,引发华侨社群恐慌。”
报道篇幅不大,语气克制,但字里行间透出的不安和动荡,清晰可辨。
与此同时,港岛华润公司驻地正在召开一场小型会议。
参会人员分别是来自华润总部的采购经理李国伟,以及三位神情严肃、坐姿笔挺、来自西南军区后勤部的干部。